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1980年6月(yuè)17日,中国(zhōngguó)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四十多年里,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仍然(réngrán)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(zhīhǎi)”的罗布泊(luóbùpō)，是荒漠(huāngmò)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和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考察时不幸失踪，永远地消失(xiāoshī)在那片沙海中(shāhǎizhōng)。
彭加木在罗布泊(luóbùpō)失踪的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，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(xúnzhǎo)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(zōngyǐng)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，三十多年间，许多当年(dāngnián)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(fāngjiān)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（左）在新疆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(zhōngyāngrénmínguǎngbōdiàntái)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(yǐjīng)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(suǒzhǎng)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(kǎocháduì)副队长的夏训诚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(wúfǎ)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(tā)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(chēxiāng)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(yígè)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(shuō)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。他(tā)们一起筹备了(le)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。“他还(hái)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(dìsāncì)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(kēyán)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已经踏上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(quèshí)在(zài)当年的美国(měiguó)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(shàngwèi)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，是新华社驻新疆(xīnjiāng)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(dézhī)，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(kǎochá)时失踪了。
这样(zhèyàng)的信息在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(chūyú)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门口下了车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(dàn)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(xīnwéngǎo)中提出搜索(sōusuǒ)彭加木(péngjiāmù)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这(zhè)一新闻，当即决定(juédìng)：发公开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(xīnhuáshè)新疆分社在6月23日晚上，发出了(le)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(yǒusuǒzhǔnbèi)。
第二天，全国的媒体都铺天盖地(pūtiāngàidì)地以(dìyǐ)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(zài)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(yīchū)，举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；来自(láizì)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(xiàng)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(luóbùpō)倒下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(de)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(shìwèi)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这里(zhèlǐ)就曾吸引(xīyǐn)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(wēixié)，也不曾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(jīngtiāndòngdì)的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(cóng)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(qǐ)。
马兰基地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(huāngmò)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(màncháng)的历史中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(huāngliáng)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(luóbùpō)曾有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(yánzé)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(luòpǔchí)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(xì)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多水汇集之湖(zhīhú)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(gōngchǐ)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(shì)中国第二大内陆湖(nèilùhú)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(shuǐliàng)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(qíshuǐtíng)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当时的丰盈，古人(gǔrén)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(shìjì)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(yuè)，从美国宇航局(měiguóyǔhángjú)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(de)罗布泊(luóbùpō)竟(jìng)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(de)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(huángshā)下(xià)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(fánhuá)的(de)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(yú)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(jiànguó)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(suǒ)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(yuè)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探险队(tànxiǎnduì)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(zhèyī)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(luóbù)荒原(huāngyuán)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(kǎogǔ)成就之一，而(ér)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(xiědào)：“罗布泊使(shǐ)我惊讶，它像座仙湖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我乘舟而行(érxíng)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(zhōng)。
上世纪初叶(chūyè)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(rènwéi)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(húqū)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(yīchù)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(jiàngdī)，湖水再度回流(huíliú)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，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(luóbùpō)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(bānde)湖泊，再一次引起(yǐnqǐ)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了(le)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(liǎngguó)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(zhōngfāng)团长(tuánzhǎng)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(chénzōngqì)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(nián)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(jìnxíng)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，撰写(zhuànxiě)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出版，引起很大反响。
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(yú)连年(liánnián)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综合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(chénglì)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(yīn)被分在北疆组考察，遗憾(yíhàn)地与当时尚未(shàngwèi)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(zhújiàn)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(yígè)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(kǎochá)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(nián)的时间里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，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(bódòu)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(nián)，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(zhuāngōng)农业化学(nóngyèhuàxué)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(yínglái)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(yánjiū)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(chūguó)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一个好(hǎo)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马上又陷入(xiànrù)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(wěiyuánhuì)(wěiyuánhuì)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(ruògān)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(xuǎnzé)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(xuǎnzé)的原因：“我必须(bìxū)在出国和到边疆(biānjiāng)之间(zhījiān)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去干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(nánjīngdàxué)的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(dāngnián)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(yánjiūchéngguǒ)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(pūlùshí)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(péngjiā)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的户口也(yě)从上海迁到了(le)北京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(míngzì)。
实际上，在迁(qiān)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(shírèn)中国科学院院长(yuànzhǎng)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(mòwěi)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(qíshí)是他表示(biǎoshì)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(biānjiāng)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(de)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，彭加木就(jiù)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(zhègè)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(de)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(zuì)多只能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(lìng)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(le)死刑的彭加木(péngjiāmù)却没有被病魔打倒，一年以后，他(tā)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(luóbùpō)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(zhèxiē)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(kuàngchǎnzīyuán)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，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北部(běibù)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(tā)发现(fāxiàn)此地(cǐdì)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(yuè)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(lìshí)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几条河(hé)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(jiǎféi)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境内(jìngnèi)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盐层(yáncéng)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(yǒuzhòng)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(yuánzǐdàn)都会用到它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(qīngdàn)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在钾盐勘查(kānchá)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(qǔde)重大突破外(wài)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(zài)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(kǎochá)中，在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下游，彭加木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(chū)河水的流量(liúliàng)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说，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(tíchū)罗布泊有(yǒu)钾盐矿的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(zài)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(qūyù)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(shíyúnián)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神秘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(zàicì)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(shíjiān)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(tūrán)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(diànhuà)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的(de)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(shèzhìzǔ)即将来新疆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列为军事(jūnshì)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(lǎopéngyǒu)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(luóbùpō)找钾盐，这个机会(jīhuì)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(xiāoxī)告诉了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(gāoxìng)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(kěnqiú)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(liánxì)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(luóbùpō)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(wǒ)了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(zuìzhōng)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的组织，但是(dànshì)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(zìjǐ)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(mùdì)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(luóbùpō)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(fēijūnshì)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(huāngyuán)，穿过楼兰古城和(hé)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(de)前一天，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(tíyì)，由他俩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(jiànyì)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(jìhuà)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(xǔduō)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(duóhuí)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(zuòyòng)。
1980年初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(fùduìzhǎng)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(sùyuàn)，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(zōnghé)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(dìyīcì)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(shíjiān)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定在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(zhèshí)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(kōngdàng)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不(bù)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(zhīdào)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(kāishǐ)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(yīmíng)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(yīzhī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(zhèngshì)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(de)通知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(zài)还清楚地记得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(liúxià)的(de)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(jiù)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彭加木的(de)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一语成谶(chèn)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(dàdǎn)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，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(cáinéng)弄清这个神秘(shénmì)之地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(xiědào)：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地面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(qìchē)车胎由于锋利的(de)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水都(dōu)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(juédìng)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(dà)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(dàjiā)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出发，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(yīchuí)一锤地把车轮(chēlún)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，直到(zhídào)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(zǒu)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(de)(de)计划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下面瓦蓝色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大家说(shuō)：“这里(zhèlǐ)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(luóbùpō)的(de)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(zhèshì)前所未有的，对(duì)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(zuìhòu)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(xiūxī)几天后考察队就(jiù)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(xiàng)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(yuè)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(yígèyuè)时间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(jìlùpiàn)《丝绸之路》的(de)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(yòu)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(guò)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(dūnhuáng)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再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(zuìzhōng)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(hòu)，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一再嘱咐，一定(yídìng)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(jīdì)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(yuányīn)是从(shìcóng)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(dà)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(yīzǎo)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(gǎnlù)到(dào)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(lǐ)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一半。一路都是(shì)松软的沙石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(xiàwǔ)6时左右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(jīnpílìjìn)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(kè)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(cóng)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，便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(shīwàng)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(yī)汽油桶，且(qiě)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(kǎocháduìyuán)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(kè)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(děngdài)回复的时候，彭加木提出了新(xīn)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到(dào)宿营地(sùyíngdì)，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(dàjiā)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(biérén)闲聊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(shèzhìzǔ)曾经在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(yuē)30公里处。
所以(suǒyǐ)，彭加木建议开车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(qìyóu)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(dìèrtiān)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(wāngwénxiān)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(xiǎoshí)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感觉有些不妙(bùmiào)了。
此时，司机王万轩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(de)座位上有一张摊开(tānkāi)的地图(dìtú)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(xiàmiàn)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东去(dōngqù)找水井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(shàng)午写下的(de)，日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只能装两(zhuāngliǎng)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(men)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字条的(de)指引向东寻，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(zài)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(le)将近8公里(gōnglǐ)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(dōngfāng)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(měigé)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(xìnhàodàn)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(kěyǐ)循着亮光，找到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(xiāoshòu)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(rì)凌晨两点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，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(zhǎodào)了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(qìyóu)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(shíjǐgè)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搜寻中(zhōng)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了一张(yīzhāng)椰子(yēzi)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(zhègè)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后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(de)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(wǎng)马兰(mǎlán)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(zǔchéng)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(yígè)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(de)回忆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(sùyíngdì)周围进行了(le)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(rì)到26日，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到(rìdào)8月2日，117人(rén)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(de)就是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(le)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(zhǎodào)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(shíhòu)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(měiguó)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纪念(jìniàn)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，香港(xiānggǎng)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。
文中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(liúměi)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华盛顿(huáshèngdùn)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(péngjiāmù)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“奇闻(qíwén)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(jiù)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(bù)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(huǎngyán)，但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(cóng)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完全(wánquán)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有(yǒu)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(kěnéng)美国或者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(huíyì)，当年(dāngnián)年底由(yóu)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(nénggòu)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(dànshì)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(pīzhǔn)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(lónghuá)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(xiāoshī)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上(shàng)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(shùnián)，坊间一再(yīzài)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(duìyǒu)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(zuòwéi)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最大的可能性(kěnéngxìng)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(zhīshēn)外出后迷路，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(guā)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滚动(gǔndòng)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(shí)，被坍塌的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(zhèxiē)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(hé)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从未(cóngwèi)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(zhìjīn)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，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用生命(shēngmìng)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(duì)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(jìnxíng)的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(hòulái)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重要基础，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(luóbùpō)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(cǐwài)，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(fāxiàn)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(mángmáng)沙海里(hǎilǐ)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，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(gǎndòng)和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《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纪事微信公众号
1980年6月(yuè)17日,中国(zhōngguó)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四十多年里,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仍然(réngrán)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(zhīhǎi)”的罗布泊(luóbùpō)，是荒漠(huāngmò)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和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考察时不幸失踪，永远地消失(xiāoshī)在那片沙海中(shāhǎizhōng)。
彭加木在罗布泊(luóbùpō)失踪的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，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(xúnzhǎo)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(zōngyǐng)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，三十多年间，许多当年(dāngnián)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(fāngjiān)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（左）在新疆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(zhōngyāngrénmínguǎngbōdiàntái)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(yǐjīng)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(suǒzhǎng)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(kǎocháduì)副队长的夏训诚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(wúfǎ)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(tā)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(chēxiāng)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(yígè)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(shuō)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。他(tā)们一起筹备了(le)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。“他还(hái)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(dìsāncì)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(kēyán)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已经踏上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(quèshí)在(zài)当年的美国(měiguó)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(shàngwèi)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，是新华社驻新疆(xīnjiāng)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(dézhī)，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(kǎochá)时失踪了。
这样(zhèyàng)的信息在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(chūyú)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门口下了车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(dàn)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(xīnwéngǎo)中提出搜索(sōusuǒ)彭加木(péngjiāmù)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这(zhè)一新闻，当即决定(juédìng)：发公开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(xīnhuáshè)新疆分社在6月23日晚上，发出了(le)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(yǒusuǒzhǔnbèi)。
第二天，全国的媒体都铺天盖地(pūtiāngàidì)地以(dìyǐ)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(zài)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(yīchū)，举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；来自(láizì)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(xiàng)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(luóbùpō)倒下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(de)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(shìwèi)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这里(zhèlǐ)就曾吸引(xīyǐn)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(wēixié)，也不曾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(jīngtiāndòngdì)的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(cóng)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(qǐ)。
马兰基地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(huāngmò)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(màncháng)的历史中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(huāngliáng)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(luóbùpō)曾有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(yánzé)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(luòpǔchí)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(xì)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多水汇集之湖(zhīhú)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(gōngchǐ)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(shì)中国第二大内陆湖(nèilùhú)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(shuǐliàng)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(qíshuǐtíng)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当时的丰盈，古人(gǔrén)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(shìjì)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(yuè)，从美国宇航局(měiguóyǔhángjú)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(de)罗布泊(luóbùpō)竟(jìng)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(de)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(huángshā)下(xià)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(fánhuá)的(de)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(yú)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(jiànguó)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(suǒ)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(yuè)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探险队(tànxiǎnduì)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(zhèyī)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(luóbù)荒原(huāngyuán)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(kǎogǔ)成就之一，而(ér)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(xiědào)：“罗布泊使(shǐ)我惊讶，它像座仙湖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我乘舟而行(érxíng)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(zhōng)。
上世纪初叶(chūyè)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(rènwéi)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(húqū)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(yīchù)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(jiàngdī)，湖水再度回流(huíliú)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，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(luóbùpō)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(bānde)湖泊，再一次引起(yǐnqǐ)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了(le)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(liǎngguó)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(zhōngfāng)团长(tuánzhǎng)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(chénzōngqì)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(nián)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(jìnxíng)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，撰写(zhuànxiě)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出版，引起很大反响。
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(yú)连年(liánnián)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综合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(chénglì)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(yīn)被分在北疆组考察，遗憾(yíhàn)地与当时尚未(shàngwèi)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(zhújiàn)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(yígè)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(kǎochá)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(nián)的时间里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，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(bódòu)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(nián)，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(zhuāngōng)农业化学(nóngyèhuàxué)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(yínglái)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(yánjiū)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(chūguó)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一个好(hǎo)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马上又陷入(xiànrù)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(wěiyuánhuì)(wěiyuánhuì)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(ruògān)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(xuǎnzé)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(xuǎnzé)的原因：“我必须(bìxū)在出国和到边疆(biānjiāng)之间(zhījiān)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去干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(nánjīngdàxué)的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(dāngnián)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(yánjiūchéngguǒ)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(pūlùshí)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(péngjiā)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的户口也(yě)从上海迁到了(le)北京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(míngzì)。
实际上，在迁(qiān)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(shírèn)中国科学院院长(yuànzhǎng)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(mòwěi)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(qíshí)是他表示(biǎoshì)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(biānjiāng)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(de)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，彭加木就(jiù)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(zhègè)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(de)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(zuì)多只能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(lìng)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(le)死刑的彭加木(péngjiāmù)却没有被病魔打倒，一年以后，他(tā)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(luóbùpō)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(zhèxiē)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(kuàngchǎnzīyuán)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，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北部(běibù)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(tā)发现(fāxiàn)此地(cǐdì)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(yuè)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(lìshí)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几条河(hé)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(jiǎféi)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境内(jìngnèi)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盐层(yáncéng)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(yǒuzhòng)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(yuánzǐdàn)都会用到它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(qīngdàn)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在钾盐勘查(kānchá)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(qǔde)重大突破外(wài)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(zài)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(kǎochá)中，在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下游，彭加木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(chū)河水的流量(liúliàng)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说，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(tíchū)罗布泊有(yǒu)钾盐矿的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(zài)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(qūyù)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(shíyúnián)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神秘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(zàicì)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(shíjiān)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(tūrán)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(diànhuà)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的(de)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(shèzhìzǔ)即将来新疆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列为军事(jūnshì)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(lǎopéngyǒu)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(luóbùpō)找钾盐，这个机会(jīhuì)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(xiāoxī)告诉了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(gāoxìng)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(kěnqiú)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(liánxì)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(luóbùpō)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(wǒ)了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(zuìzhōng)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的组织，但是(dànshì)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(zìjǐ)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(mùdì)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(luóbùpō)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(fēijūnshì)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(huāngyuán)，穿过楼兰古城和(hé)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(de)前一天，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(tíyì)，由他俩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(jiànyì)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(jìhuà)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(xǔduō)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(duóhuí)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(zuòyòng)。
1980年初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(fùduìzhǎng)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(sùyuàn)，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(zōnghé)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(dìyīcì)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(shíjiān)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定在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(zhèshí)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(kōngdàng)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不(bù)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(zhīdào)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(kāishǐ)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(yīmíng)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(yīzhī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(zhèngshì)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(de)通知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(zài)还清楚地记得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(liúxià)的(de)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(jiù)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彭加木的(de)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一语成谶(chèn)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(dàdǎn)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，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(cáinéng)弄清这个神秘(shénmì)之地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(xiědào)：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地面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(qìchē)车胎由于锋利的(de)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水都(dōu)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(juédìng)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(dà)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(dàjiā)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出发，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(yīchuí)一锤地把车轮(chēlún)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，直到(zhídào)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(zǒu)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(de)(de)计划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下面瓦蓝色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大家说(shuō)：“这里(zhèlǐ)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(luóbùpō)的(de)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(zhèshì)前所未有的，对(duì)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(zuìhòu)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(xiūxī)几天后考察队就(jiù)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(xiàng)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(yuè)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(yígèyuè)时间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(jìlùpiàn)《丝绸之路》的(de)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(yòu)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(guò)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(dūnhuáng)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再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(zuìzhōng)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(hòu)，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一再嘱咐，一定(yídìng)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(jīdì)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(yuányīn)是从(shìcóng)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(dà)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(yīzǎo)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(gǎnlù)到(dào)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(lǐ)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一半。一路都是(shì)松软的沙石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(xiàwǔ)6时左右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(jīnpílìjìn)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(kè)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(cóng)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，便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(shīwàng)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(yī)汽油桶，且(qiě)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(kǎocháduìyuán)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(kè)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(děngdài)回复的时候，彭加木提出了新(xīn)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到(dào)宿营地(sùyíngdì)，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(dàjiā)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(biérén)闲聊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(shèzhìzǔ)曾经在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(yuē)30公里处。
所以(suǒyǐ)，彭加木建议开车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(qìyóu)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(dìèrtiān)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(wāngwénxiān)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(xiǎoshí)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感觉有些不妙(bùmiào)了。
此时，司机王万轩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(de)座位上有一张摊开(tānkāi)的地图(dìtú)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(xiàmiàn)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东去(dōngqù)找水井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(shàng)午写下的(de)，日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只能装两(zhuāngliǎng)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(men)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字条的(de)指引向东寻，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(zài)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(le)将近8公里(gōnglǐ)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(dōngfāng)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(měigé)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(xìnhàodàn)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(kěyǐ)循着亮光，找到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(xiāoshòu)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(rì)凌晨两点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，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(zhǎodào)了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(qìyóu)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(shíjǐgè)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搜寻中(zhōng)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了一张(yīzhāng)椰子(yēzi)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(zhègè)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后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(de)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(wǎng)马兰(mǎlán)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(zǔchéng)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(yígè)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(de)回忆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(sùyíngdì)周围进行了(le)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(rì)到26日，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到(rìdào)8月2日，117人(rén)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(de)就是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(le)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(zhǎodào)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(shíhòu)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(měiguó)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纪念(jìniàn)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，香港(xiānggǎng)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。
文中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(liúměi)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华盛顿(huáshèngdùn)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(péngjiāmù)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“奇闻(qíwén)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(jiù)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(bù)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(huǎngyán)，但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(cóng)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完全(wánquán)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有(yǒu)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(kěnéng)美国或者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(huíyì)，当年(dāngnián)年底由(yóu)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(nénggòu)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(dànshì)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(pīzhǔn)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(lónghuá)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(xiāoshī)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上(shàng)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(shùnián)，坊间一再(yīzài)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(duìyǒu)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(zuòwéi)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最大的可能性(kěnéngxìng)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(zhīshēn)外出后迷路，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(guā)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滚动(gǔndòng)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(shí)，被坍塌的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(zhèxiē)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(hé)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从未(cóngwèi)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(zhìjīn)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，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用生命(shēngmìng)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(duì)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(jìnxíng)的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(hòulái)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重要基础，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(luóbùpō)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(cǐwài)，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(fāxiàn)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(mángmáng)沙海里(hǎilǐ)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，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(gǎndòng)和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《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纪事微信公众号
彭加木(péngjiāmù)（左）在新疆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(zhōngyāngrénmínguǎngbōdiàntái)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(yǐjīng)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，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(suǒzhǎng)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(kǎocháduì)副队长的夏训诚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(wúfǎ)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，他(tā)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(chēxiāng)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(yígè)念头，赶快赶回去，到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(shuō)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。他(tā)们一起筹备了(le)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。“他还(hái)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(dìsāncì)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(kēyán)工作者(gōngzuòzhě)已经踏上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(quèshí)在(zài)当年的美国(měiguó)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(shàngwèi)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，是新华社驻新疆(xīnjiāng)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(dézhī)，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(kǎochá)时失踪了。
这样(zhèyàng)的信息在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(chūyú)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门口下了车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(dàn)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(xīnwéngǎo)中提出搜索(sōusuǒ)彭加木(péngjiāmù)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这(zhè)一新闻，当即决定(juédìng)：发公开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(xīnhuáshè)新疆分社在6月23日晚上，发出了(le)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(yǒusuǒzhǔnbèi)。
第二天，全国的媒体都铺天盖地(pūtiāngàidì)地以(dìyǐ)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(zài)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(yīchū)，举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；来自(láizì)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(xiàng)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(luóbùpō)倒下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(de)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(shìwèi)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这里(zhèlǐ)就曾吸引(xīyǐn)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(wēixié)，也不曾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(jīngtiāndòngdì)的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(cóng)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(qǐ)。
马兰基地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(huāngmò)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(màncháng)的历史中，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(huāngliáng)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(luóbùpō)曾有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(yánzé)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(luòpǔchí)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(xì)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多水汇集之湖(zhīhú)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(gōngchǐ)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(shì)中国第二大内陆湖(nèilùhú)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(shuǐliàng)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(qíshuǐtíng)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当时的丰盈，古人(gǔrén)甚至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(shìjì)中后期，塔里木河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(yuè)，从美国宇航局(měiguóyǔhángjú)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(de)罗布泊(luóbùpō)竟(jìng)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(de)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(huángshā)下(xià)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(fánhuá)的(de)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(yú)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(jiànguó)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(suǒ)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(yuè)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探险队(tànxiǎnduì)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(zhèyī)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(luóbù)荒原(huāngyuán)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(kǎogǔ)成就之一，而(ér)楼兰古国所在的这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(xiědào)：“罗布泊使(shǐ)我惊讶，它像座仙湖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我乘舟而行(érxíng)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(zhōng)。
上世纪初叶(chūyè)，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(rènwéi)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(húqū)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(yīchù)更低的地方流去，又过许多年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(jiàngdī)，湖水再度回流(huíliú)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，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(luóbùpō)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(bānde)湖泊，再一次引起(yǐnqǐ)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了(le)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(liǎngguó)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(zhōngfāng)团长(tuánzhǎng)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(chénzōngqì)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(nián)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(jìnxíng)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，撰写(zhuànxiě)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出版，引起很大反响。
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(yú)连年(liánnián)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综合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(chénglì)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(yīn)被分在北疆组考察，遗憾(yíhàn)地与当时尚未(shàngwèi)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，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(zhújiàn)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(yígè)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(kǎochá)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(nián)的时间里，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，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(bódòu)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，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(nián)，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(zhuāngōng)农业化学(nóngyèhuàxué)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(yínglái)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(yánjiū)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(chūguó)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是一个好(hǎo)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他马上又陷入(xiànrù)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(wěiyuánhuì)(wěiyuánhuì)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(ruògān)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(xuǎnzé)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(xuǎnzé)的原因：“我必须(bìxū)在出国和到边疆(biānjiāng)之间(zhījiān)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，别的同志也乐于去干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(nánjīngdàxué)的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(dāngnián)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(yánjiūchéngguǒ)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(pūlùshí)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(péngjiā)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(yánjiūsuǒ)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的户口也(yě)从上海迁到了(le)北京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(míngzì)。
实际上，在迁(qiān)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(shírèn)中国科学院院长(yuànzhǎng)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(mòwěi)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(qíshí)是他表示(biǎoshì)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(biānjiāng)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(de)秋天，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，彭加木就(jiù)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(zhègè)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(de)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(zuì)多只能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(lìng)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(le)死刑的彭加木(péngjiāmù)却没有被病魔打倒，一年以后，他(tā)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(luóbùpō)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(zhèxiē)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(kuàngchǎnzīyuán)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，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北部(běibù)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，他(tā)发现(fāxiàn)此地(cǐdì)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(yuè)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(lìshí)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几条河(hé)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(jiǎféi)的生产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境内(jìngnèi)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盐层(yáncéng)中，还含有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还可能有重(yǒuzhòng)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(yuánzǐdàn)都会用到它，此外，它还是制造氢弹(qīngdàn)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在钾盐勘查(kānchá)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(qǔde)重大突破外(wài)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(zài)找到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(kǎochá)中，在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下游，彭加木发现河水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(chū)河水的流量(liúliàng)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说，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(tíchū)罗布泊有(yǒu)钾盐矿的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(zài)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(qūyù)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(shíyúnián)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神秘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(zàicì)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(shíjiān)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(tūrán)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(diànhuà)中说，由中日联合组成的(de)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(shèzhìzǔ)即将来新疆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列为军事(jūnshì)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(lǎopéngyǒu)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(luóbùpō)找钾盐，这个机会(jīhuì)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(xiāoxī)告诉了彭加木，彭加木当时竟高兴(gāoxìng)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(kěnqiú)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(liánxì)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，罗布泊(luóbùpō)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(wǒ)了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(zuìzhōng)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的组织，但是(dànshì)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(zìjǐ)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(mùdì)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(luóbùpō)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(fēijūnshì)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里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(huāngyuán)，穿过楼兰古城和(hé)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(de)前一天，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(tíyì)，由他俩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(jiànyì)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(jìhuà)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了许多(xǔduō)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(duóhuí)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(zuòyòng)。
1980年初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(fùduìzhǎng)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(sùyuàn)，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(zōnghé)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(dìyīcì)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(shíjiān)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定在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(zhèshí)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(kōngdàng)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不(bù)周全，“我们当时不知道(zhīdào)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(kāishǐ)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(yīmíng)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(yīzhī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(zhèngshì)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(de)通知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(zài)还清楚地记得，建议组建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(liúxià)的(de)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(jiù)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！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彭加木的(de)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的话一语成谶(chèn)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(dàdǎn)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，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(cáinéng)弄清这个神秘(shénmì)之地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(xiědào)：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地面松软陷车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(qìchē)车胎由于锋利的(de)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水都(dōu)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(juédìng)原路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(dà)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(dàjiā)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，考察队重新出发，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(yīchuí)一锤地把车轮(chēlún)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，直到(zhídào)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(zǒu)了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(de)(de)计划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下面瓦蓝色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大家说(shuō)：“这里(zhèlǐ)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(luóbùpō)的(de)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(zhèshì)前所未有的，对(duì)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(zuìhòu)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(xiūxī)几天后考察队就(jiù)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突然向(xiàng)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(yuè)3日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(yígèyuè)时间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(jìlùpiàn)《丝绸之路》的(de)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(yòu)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(guò)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，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(dūnhuáng)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再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(zuìzhōng)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(hòu)，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但一再嘱咐，一定(yídìng)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(jīdì)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(yuányīn)是从(shìcóng)地图上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(dà)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(yīzǎo)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(gǎnlù)到(dào)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(lǐ)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一半。一路都是(shì)松软的沙石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(xiàwǔ)6时左右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克，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(jīnpílìjìn)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(kè)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(cóng)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，便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(shīwàng)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(yī)汽油桶，且(qiě)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(kǎocháduìyuán)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，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(kè)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大家焦急等待(děngdài)回复的时候，彭加木提出了新(xīn)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到(dào)宿营地(sùyíngdì)，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(dàjiā)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(biérén)闲聊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(shèzhìzǔ)曾经在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(yuē)30公里处。
所以(suǒyǐ)，彭加木建议开车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(qìyóu)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(dìèrtiān)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(wāngwénxiān)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(xiǎoshí)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感觉有些不妙(bùmiào)了。
此时，司机王万轩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(de)座位上有一张摊开(tānkāi)的地图(dìtú)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(xiàmiàn)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东去(dōngqù)找水井。彭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(shàng)午写下的(de)，日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只能装两(zhuāngliǎng)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(men)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们按照字条的(de)指引向东寻，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(zài)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(le)将近8公里(gōnglǐ)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在盐壳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，向东方(dōngfāng)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(měigé)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(xìnhàodàn)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(kěyǐ)循着亮光，找到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(xiāoshòu)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(rì)凌晨两点，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，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(zhǎodào)了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(qìyóu)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(shíjǐgè)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搜寻中(zhōng)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了一张(yīzhāng)椰子(yēzi)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(zhègè)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后，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(de)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(wǎng)马兰(mǎlán)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(zǔchéng)了救援领导小组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(yígè)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(de)回忆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(sùyíngdì)周围进行了(le)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(rì)到26日，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到(rìdào)8月2日，117人(rén)，48辆车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(de)就是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(le)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(zhǎodào)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(shíhòu)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(měiguó)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纪念(jìniàn)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，香港(xiānggǎng)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。
文中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(liúměi)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华盛顿(huáshèngdùn)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(péngjiāmù)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“奇闻(qíwén)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(jiù)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(bù)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(huǎngyán)，但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(cóng)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完全(wánquán)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附近都有(yǒu)军事雷达，怎么可能(kěnéng)美国或者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(huíyì)，当年(dāngnián)年底由(yóu)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(nénggòu)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(dànshì)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(pīzhǔn)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(lónghuá)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(xiāoshī)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上(shàng)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(shùnián)，坊间一再(yīzài)流出关于他失踪的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(duìyǒu)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(zuòwéi)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最大的可能性(kěnéngxìng)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(zhīshēn)外出后迷路，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(guā)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滚动(gǔndòng)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土包阴面休息时(shí)，被坍塌的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(zhèxiē)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(hé)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其实从未(cóngwèi)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(zhìjīn)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，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用生命(shēngmìng)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(duì)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(jìnxíng)的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(hòulái)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重要基础，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(luóbùpō)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(cǐwài)，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(fāxiàn)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(mángmáng)沙海里(hǎilǐ)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，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(gǎndòng)和激励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《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纪事微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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